军林秘史历史长河-转贴] 晚清风云——慈安秘史:咸丰帝的孝贞显

财经秘史 2019-06-12185未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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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太后慈安,咸丰帝的孝贞显皇后(1837-1881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比咸丰小6岁。初入宫侍文宗咸丰帝潜邸,咸丰帝登基后于咸丰二年二月封贞妃,五月晋贞贵妃,六月奉旨立为皇后,时年月16岁。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皇后随咸丰帝自圆明圆逃往热河行宫,翌年七月咸丰帝崩,此时皇后25岁。因皇后无子,便由懿贵妃(慈禧)六岁的儿子载淳承继皇位,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尊其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因慈安居住在紫禁城东路的钟粹宫,故称东太后慈禧居住在西路的储秀宫,故称西太后。

  咸丰帝(1830-1861),道光帝第四子。道光三十年即位,次年改元咸丰。他远没有父祖那么好的运气,他在位的时候,大清帝国已在世界上落后了,当他接过父亲的皇冠时,大清朝也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不知道是历史没有成全他,还是他改变了历史。

  同治、光绪两朝初年,慈安、慈禧两太后先后两次垂帘听政。慈安为人老实,咸丰帝生前曾屡劝帝不应长夜醉宴,但有时遇事也颇果断,同治八年(1869 年),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德海出京置办龙衣,安德海所乘船支顺运河南下,龙旗招展,宛如天子出巡一般,沿途搜括民财,激起民愤,山东巡抚丁保桢汇报宫中,慈安立命就地正法。此事引起慈禧的极大不满。1881年三月九日慈安暴亡,卒年四十五岁,因死时突然,故有传为慈禧所害之说。同年九月入葬清东陵普祥峪定东陵地宫。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女。事文宗潜邸。咸丰二年,封贞嫔,进贞贵妃。立为皇后。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是时,孝钦、孝贞两宫并尊,诏旨称“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以别之。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同治八年,内监安得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太后立命诛之。十二年,归政於穆宗。十三年,穆宗崩,德宗即位,复听政。光绪七年三月壬申,崩,年四十五,葬定陵东普祥峪,曰定东陵。初尊为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慈安端康裕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及崩,上谥。宣统加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祺祥政变”导致了同治初年的政治二元化格局的出现。

  慈禧本人虽然杀掉了政敌肃顺,表面上取得了最高裁决权。

  可是,这比照她心目中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特别是奕? 通过政变重新上台,获得了自清咸丰四年以来又一次在政治上的“新生”,以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资格成为自雍正时期的怡亲王胤祥以来最为权势显赫的近支亲贵的代表人物,这令她深感芒刺在背。

  二人在热河时期就开始的政治蜜月期很快转到彼此相互猜忌并最终走向分裂的方向上来。

  奕? 在“祺祥政变”中参与的股份很大,因此,慈禧、慈安也就给予他的最多。

  他不但具有了领班军机大臣、议政王、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一系列荣耀的头衔,还相继获得世袭罔替亲王以及赏食亲王双俸等额外的殊荣。

  其中因为世袭罔替属于特恩,因此,奕? 固辞。

  为了奕? 的这次推辞,慈禧、慈安又把奕? 的女儿封为固伦公主。

  清制,只有皇帝的中宫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被册封为固伦公主,而奕? 不过是一个亲王而已,这种出格的酬庸正说明了奕? 当时所处地位的关键程度。

  慈禧等人深知,奕? 最大的缺陷在于生母静妃的政治待遇问题迟迟没有令他满意的结局。

  于是,慈禧、慈安决定弥补奕? 的这一缺憾,将咸丰生前给予静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康慈皇太后”改为“孝静成皇后”,既系谥又袝庙,让静妃在天之灵享受了和咸丰生母孝全成皇后一样的规格。

  而另一方面,奕? 提出的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名单也很快得到了慈禧、慈安的批准。

  新军机处正式成员奕? 、桂良、文祥、宝鋆、沈兆霖,候补成员曹毓瑛,奕? 一党占了几乎全部的份额。

  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原来就是奕? 、桂良、文祥,政变以后,添加了崇伦、恒祺、董恂,其主体还是奕? 党人。

  至此,奕? 集团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几乎清政F的全部的核心政治建筑当中。

  其人的显赫程度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以来的唯一一位,除开怡亲王胤祥差可比拟外,其他王公大臣都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从奕? 第一天拥有这些显赫的头衔起,慈禧已经给他戴上了紧箍咒。

  “祺祥政变”的根本目的在于掀翻咸丰留下的“顾命体制”,其所出笼的“垂帘听政”的核心就是皇太后成为最高决策者。

  关于这一点,在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月间就用上谕的形式予以确定。

  第一道上谕中说道:“嗣后,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行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等悉心评议,于当日召见时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

  ”第二道上谕继续强调说:“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

  ”也就是说,在小皇帝没有亲政之前,国家的一切大政都要看两宫皇太后的眼色行事,都要获得她们的最后许可,而两宫皇太后的核心其实就是慈禧一人。

  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奕? 不具备当年多尔衮的权威,自然不可能对皇权构成最大的威胁。

  此为其一;其二,自顺治入关以后,宗室贵族中离皇帝最近、最受皇帝信任、最有政治發言权的无外乎雍正朝的怡亲王胤祥和咸丰朝的协办大学士肃顺。

  就这两个人之于清廷最高当局的关系来看,奕? 其实也不具备,胤祥不仅是雍正的亲兄弟,更是雍正夺储斗争中生死不渝的盟友。

  为了替雍正保全政治实力,胤祥不惜自己顶罪。

  肃顺虽然系远支宗室,但他忠心报效咸丰、敢于任事的作风以及严猛的执政态度都为咸丰所欣赏、信任。

  而奕? 与慈禧本无历史渊源,他们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的,虽然在热河时期尚能持有较为共同的政治目标,可一旦完成了这一目标,二人的政治轨道也就发生了分离;其三,慈禧、奕? 在发动“祺祥政变”过程中,已经将所谓的“祖制家法”打得稀巴烂,他们用“事贵从权 ”的理由予以解释,说什么“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在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帜下,慈禧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个人独揽大权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因为慈禧躲在皇帝的背后,用皇帝的名义便宜行事;而奕? 则在明处,他对于“祖制家法”的解读权几乎为零,“两宫垂帘、亲王秉政”已经让他失去“捍卫”“祖制家法”的绝对资格。

  这里试举一例,比如军机处,自从雍正创建军机处以来,军机处已经成为清朝的中枢所在,军机大臣虽然与唐、宋时代的宰相有所区别,可毕竟已经处在类似宰辅的地位上,清代乾隆以降,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不为“真宰相”。

  咸丰尽管提升御前会议的权威,使得军机大臣“拱手而已”,但毕竟在有关国家重要大政方针的处理上无法直接回避军机处。

  然而,慈禧、奕? 发动政变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避开军机处,直接对内阁说话,利用内阁的意见一举端掉军机处除文祥以外的全班人马,这种倾覆军机处的手段自雍正以来绝无仅有。

  奕? 等于帮助慈禧开了先例,此例一开遂不可收拾,慈禧以后再度利用这一办法轻而易举地在下一个回合中让奕? 俯首帖耳。

  而像“祺祥政变”那样全锅端掉军机处的做法在慈禧的执政生涯里却绝非罕见,且被当做一个法宝,这样玩弄国家大政于个人股掌之间的把戏让奕? 毫无招架之功;其四,奕? 集团表面上看都能占据要津、把持大权,实际却脆弱不堪。

  奕? 集团的脱胎和发轫是在由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前后,奕? 因为被任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逐渐形成的一个松散的小集团而来。

  该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奕? 、文祥、宝鋆、桂良等,像周祖培、贾桢、沈兆霖等人不过是因为反对肃顺进而站到奕? 的一边来的,与奕? 集团本不相干,也不是奕? 集团的重要奥援。

  即以奕? 集团的核心成员来说,也都是各有一副尊容。

  文祥其人虽然是晚清满洲重臣中难得一见的干才,深得朝野内外的信任,却很注意保持同奕? 的距离,即便是在一些政治主张上也不尽完全赞成奕? ,奕? 依赖文祥主持政务则可,如果依赖文祥对外进行势力的扩张或者抗争则不可。

  桂良倒是奕? 的“实在亲戚”(岳父),可惜能力平平兼以早死,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六月即病故,离他进入奕? 的新建军机处还不足一年,很难真正帮助奕? 。

  宝鋆是奕? 的密友,对奕? 亦步亦趋,可宝鋆的缺点过于明显,在朝野上面的资望也赶不上文祥,且缺乏敢于坚持原则的鲜明态度,《清史稿》上说他“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宝鋆此人不够正直、刚毅,所以压不住局面。

  曾国藩曾经评价奕? 及其集团的特点是“晃荡不能立足”,这是比较接近真相的定评。

  奕? 集团的这一弱点还体现在他们并未取得日渐崛起且逐步形成“督抚专政”局面的封疆军阀集团的主要代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鼎力支持,曾国藩及其亲信对奕? 集团的核心成员评价普遍过低,如曾国藩评论文祥是“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鋆“不满人口”等不一而足。

  而且,曾国藩老奸巨猾,据说肃顺被抄家的时候,搜检出不少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唯独没有曾国藩写来的。

  对于极力保荐自己的肃顺,曾国藩尚且如此态度,何况之于奕? 。

  奕? 集团既然得不到这些实权在握的督抚大员们的看好,也就更容易成为慈禧的手下败将;其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奕? 个人的缺憾使得他不可能与慈禧相抗衡,也不足以领袖群伦。

  有关奕? 的这些个缺点,他的亲信密友宝鋆曾经说过:“恭王(奕? )虽甚漂亮,然究系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

  ”这是指的奕? 缺乏足够的阅历,很多事情不了解其来路。

  而发生在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夏季的一次在曾国藩及其亲信幕僚赵烈文之间的密谈更能折射出奕? 的缺陷所在。

  当时,赵烈文对曾国藩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

  ”“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曾国藩对赵烈文之于奕? 的评价一度还不甚以为然,等到曾国藩在见到奕? 等军机处重要首脑以后,他很快赞同了赵烈文的看法。

  应该说,赵烈文的这一总结比较透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奕? 的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为慈禧最终扳倒奕? 帮了大忙。

  由于慈禧事前在“垂帘听政”问题上做足了文章,留下了两道紧箍咒一样的上谕以及奕? 集团自身的种种弱点,所以,当两大集团发生冲突时,奕? 的败阵已经露出了基本苗头。

  不过,在“垂帘听政”的最初三年当中,因为太平天国的存在,慈禧本人也还没有完全胜任新的角色,因此,她更多的时候表现为重用奕? ,对其甚至言听计从,多次鼓励奕? 不要顾及什么情面,要大胆地担起责任来。

  这是“拉”的一面,当然还有含沙射影的“打”的另一面。

  发生在清同治元年、二年的何桂清、胜保连续被杀案就颇能说明慈禧的政治手腕。

  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溃败之际,何桂清不但不伸手援助,反而望风而逃。

  有一批士绅拦阻何桂清,请他留下来继续主持危局,何桂清不但不同意,反而授意手下开枪射击,死者高达19人。

  咸丰得知何桂清逃跑的消息,大为震怒,将何桂清革职逮问。

  不久即因为英法联军进犯、皇帝出逃热河等一系列变故,何桂清案件被拖了下来。

  期间,何桂清的亲信、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联名上疏要求保全何桂清。

  后来,薛焕被排挤出局,王有龄也城破自殺,给何桂清评功摆好的人是越来越少,倒是要结束他性命的人越来越多。

  慈禧、奕? 上台后把何桂清抓到刑部大狱,在研究何桂清的最终去向时,奕? 的态度比较审慎。

  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何桂清曾经受到过奕? 老丈人桂良的欣赏,再加之他本人与奕? 也有政治见解相通的一面,所以,奕? 不赞同对何桂清处以极刑。

  宝成关著:《奕? 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

  何桂清之所以官运亨通,几年之间便从江苏学政做到两江总督并且加了太子太保的官衔,都仰赖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提携。

  彭蕴章是咸丰朝守旧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人送外号“彭葫芦”,说的是此人轻易不开口,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处世哲学。

  他和何桂清是同年进士,感情很好,更为主要的是两人都对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的崛起大表怀疑。

  有一次,咸丰谈及曾国藩获胜的消息,喜形于色,彭蕴章则旁敲侧击地说:“曾国藩以书生统兵,权力日盛,不可不防。

  ”又有一次,咸丰赞扬曾国藩前线的军事胜利,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某位军机大臣立刻回答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

  ”关于这位“某军机大臣”,史学界历来有争议,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大学士祁寯藻,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就是彭蕴章。

  不过,这两个人都是反对重用汉臣的代表,他们中间不论是谁说出以上这番话都不足为奇。

  有清一代对汉臣的防范非常严密,尤其不让其自统大军、独立成系,彭蕴章等人的建议击中了咸丰的要害,所以,曾国藩在咸丰朝多数时候不得起用。

  在阻挠曾国藩的同时,彭蕴章极力推荐何桂清,说何桂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力荐他出任两江总督。

  何桂清到任后,对曾国藩的湘系集团多有排挤,为曾国藩兄弟所痛恨。

  而彭蕴章的当朝用事阻碍了肃顺推行重用汉臣的既定方针,肃顺不断地打压彭蕴章,何桂清出逃后,这一事件又成为肃顺将彭蕴章赶出军机处的重要借口。

  奕? 之所以不赞成迅速处决何桂清,理由有三:第一,力主杀掉何桂清的恰恰是当初他们发动政变要的对象肃顺,虽说肃顺曾经主张的重用汉臣继续在奕? 手中得到贯彻,但曾国藩早在咸丰晚年就已经出任两江总督,把重用汉臣政策的延续归功于咸丰本人也还说得过去。

  只是杀掉何桂清在咸丰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定论,不过是肃顺特别坚持而已。

  如果奕? 此刻贸然支持杀掉何桂清的舆论,很容易让一批大臣误以为奕? 附会肃顺的意见;第二,杀掉何桂清容易开罪朝中的“空心大老” 诸如彭蕴章、祁寯藻等人,这几位虽然挂着大学士的虚衔而且长久不理政务,但是,他们的影响还在,况且,慈禧、奕? 当初发动“祺祥政变”也正是依靠的同等类型的“空心大老”诸如周祖培、贾桢等人的全力支持。

  何桂清同祁寯藻、彭蕴章等人都有很深的渊源,何案一起,祁寯藻就大唱反调,引用嘉庆曾经颁布的上谕“刑部议狱,不得有所加重”,试图给何桂清开脱。

  嘉庆是清朝皇帝当中对于司法、刑狱比较精通的一位,他判断案件的思路比较清晰,头脑比较冷静,所以,他颁布过的有关刑狱方面的上谕就带有很大的权威性。

  奕? 看到祁寯藻等人的这一态度就不能不予以深层的考虑;第三,何桂清的某些政治主张与奕? 有相通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曾国藩等汉臣的使用上。

  何桂清及其背后的彭蕴章、祁寯藻等人都是坚持清朝的“祖制家法”,不赞成如此大规模放开手脚让汉臣发挥作用的代表人物。

  奕? 碍于眼下的政治形势以及他必须拿出来的“政绩工程”,就不得不延续肃顺等人的政策,继续重用曾国藩等人。

  然而,作为满洲贵族的传统代表、爱新觉罗家族的嫡派子孙的奕? ,本能上对于曾国藩这些汉族地主阶级的首要分子的看法与彭蕴章、祁寯藻、何桂清等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他重用曾国藩毋宁说是利用,最后还是要把曾国藩这些人纳到限制的范畴中来。

  何桂清在牵制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方面一向做得比较到位,留下何桂清未尝不是日后防止曾国藩坐大的一枚有效的棋子。

  至于说道奕? 的岳父、军机大臣桂良也曾主张杀掉何桂清,这不能被看做是奕? 支持杀掉何桂清的有利旁证,桂良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在于撇清他自己,因为他对何桂清的良好印象朝中不少大员都耳闻目睹,如今何桂清的问题升级,桂良当然不愿因此被株连,索性装出一副“一秉至公”的模样,况且,何桂清是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五月被下到刑部大狱的,六月间,桂良就病死了,他提出的建议到底有多大的效果一看便知。

  慈禧对于何桂清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自从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爆发以来,清廷的大小官员望风而逃的岂止何桂清一人。

  慈禧的老爹当初担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的惠征就是临阵脱逃的一个范例,惠征还因此丢官直至丢了性命。

  所以,慈禧不可能对这些临阵脱逃的官员有什么本能上的反感。

  奕? 的态度她很了解,想左右逢源,但是,曾国藩的态度她更了解,慈禧让曾国藩以现任两江总督的身份调查当年薛焕等人请求何桂清保护饷源进而导致何桂清临阵脱逃的原始凭证时,曾国藩回报说这些凭证因为战乱都找不到了,而且还专门别有用心地补充了一句内含杀机的话“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

  曾国藩平素讲学布道多数时候都是“仁义道德”挂满了嘴边,给人以“宽厚”的印象,唯独到了政治争斗之际,他的“曾剃头”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何桂清虽然是一只死老虎,可他难为湘军的历史却不能让曾国藩淡忘,况且“老虎”一日不死,就一日有翻生的可能,“养虎遗患”不是曾国藩的风格。

  慈禧反复琢磨了曾国藩的这番回奏,心里就明朗了许多,奕? 的犹豫不决正给了慈禧一个很好的出手的机会,她是不会放弃的,何况这一机会为她在曾国藩等领军大将面前的政治亮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小皇帝载淳名义颁布的上谕决定处决何桂清,派大学士周祖培、军林秘史历史长河刑部尚书绵森监视执行。

  慈禧之杀何桂清有两大用途,一则是“立威”,借何桂清的人头树立新政F的权威,树立她慈禧个人的权威,议政王奕? 犹豫不决、难以决断的问题在她慈禧一句话就有了结果,这种权威势必给朝野内外一个深刻的印象,权柄是操在这位垂帘听政的“圣母皇太后”手中的,同时,借何桂清的人头警告一下那些心存杂念,在战场上不能拼死报效的将士们。

  二则是“卖好”,借何桂清的人头送给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大人情。

  公元1862年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清王朝的中心工作的最为重要的环节,安抚他们的情绪、照顾他们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慈禧本来与曾国藩等人并无渊源,但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固就必须借重曾国藩等人,奕? 的犹豫不决正好让慈禧抓住机会,用何桂清的死赢得了湘系集团的拥戴。

  就在何桂清被处决的第二个月即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十一月,慈禧突然下令将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挂兵部尚书衔的胜保逮捕下狱。

  胜保此人是晚清满蒙名将中的“独根苗”之一(另一位是僧格林沁),清朝的“祖制家法”在军事斗争中体现为领兵大将要么是清王朝的宗室贵族,要么就是满蒙骑士。

  咸丰时期为了挽救统治的危局不得不启用汉族地主武装湘军,但是,像胜保、僧格林沁这样难得再见的满蒙军界的“能人”,朝廷还是特别看重的,而且,胜保在打仗上较之其他满洲将领还是有他突出的一面的,《清史稿》上说“胜保初以直谏称。

  这说明胜保不仅治军打仗,而且还经常下笔千言,俨然“文武全才”。

  而胜保之于慈禧、奕? 的最大功劳则是在与肃顺对峙的时候伸出援手,公开支持搞“垂帘听政”,胜保曾经上疏说:“昔我文皇后虽无垂帘之明文,而有听政之实用。

  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无以振纪纲而顺人心。

  ”在这篇奏疏中,胜保列举了孝庄太后的往事,说孝庄虽然没有“垂帘”的名义却有“垂帘”的事实,鼓励慈禧大胆进行“尝试”,还赞同奕? 出来秉政,为顾命体制放响了头炮。

  因为胜保是领兵大将,所以,他的發言格外与众不同。

  可是,就在胜保踌躇满志之际,突遭逮捕以至于被杀,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给胜保定的罪名公开说是“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这个罪名说起来也不算冤枉胜保,他杀良冒功的买卖干得的确不少。

  但要把胜保的这些个勾当同“红得发紫”的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比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曾国藩集团滥杀无辜的劣迹斑斑可考,例如湘系集团的头面人物、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的罗泽南就鼓动把被俘的太平军战士活活摘取心肝并且生吃。

  曾国藩对这一做法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大加称赞。

  李鸿章攻陷苏州,随后四万多战俘,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感欣慰,连睡觉都变得踏实起来。

  朱东安著:《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342页。

  封建时代一直就有“杀俘不祥”的说法,这倒不是一律来自于迷信,而是出自一种军事法则。

  曾国藩及其走卒、亲信们却连这一法则都悍然不顾,他们动辄就以杀俘、屠城为能事,经常乐此不疲。

  有的清史研究者进一步认定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丑陋信条与曾国藩集团的残忍好杀原本一脉相承,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

  可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这些“劣迹”非但没有被追究,反而被封建文人们大肆吹捧,说什么“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何以胜保就因为这样的罪名遭致覆灭了呢?。

  章士钊引申黄濬的《花随人圣盫摭忆》的“后党与胜保,必有何条件之G结,殆可信矣”的记载说:“胜保临刑,再三要求与后(慈禧)见一面,而西后(慈禧)不准,胜保旨在暴露密计,而西后方无准法。

  但是,该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而且,“祺祥政变”过程中起的作用最大的还是奕? ,就算是有秘密条件,也一定是在慈禧与奕? 之间展开,胜保虽然是武将,可他并不掌握京城的警卫部队,清代统治者对兵权素来控制很严,胜保的部队在外地要调来作为政变的筹码,不可能在没有谕旨的情况下完成,而兵马远道而来必然不存在保密的可能,肃顺等人能不察觉?这样一来又怎么能够保证既定方针的顺利实施?政变成功后,胜保不过担任了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而胜保原来就已经是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从这一酬庸看,胜保虽有功于政变,可功劳有限,远到不了能够与慈禧、奕? 共同密议的程度,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灭口”之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慈禧借此打击奕? ,像肖一山、贾熟村等人都坚持这一说法。

  诚然,胜保与奕? 的关系很好,胜保因为“畏缩不前”的罪名被革去职务,留在北京担任光禄寺卿的闲差,正值英法联军进逼京城,胜保与奕? 在反对肃顺一党的看法上不谋而合,并且从此获得了奕? 的信任,由奕? 出面给胜保说话,胜保重又获得兵权。

  胜保也投桃报李,在奕? 与肃顺等人的斗争中公开支持奕? 。

  但是,胜保同奕? 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如果说胜保是奕? 的外援或者武力后盾则有些牵强。

  有人转引赵烈文所著的《能静居日记》中的一段记载作为胜保属于奕? 集团的党羽的旁证,说有一次胜保馈赠奕? 2万两白银,承办人员误将这笔巨款投到了惠亲王绵愉的府上,惠亲王把这笔钱分一半送给了醇亲王奕?,赵烈文分析说惠亲王绵愉这么做是为了拉拢奕?颠覆奕? 。

  晚清封疆大吏对朝廷的重臣特别是像奕? 这样的亲王兼首辅时有馈赠是常事,后来执掌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入京还专门送给奕? 在北洋名下官办企业的“干股”若干,而且这一规矩到了奕? 倒台以后还在继续,是不是据此可以说李鸿章也是奕? 的党羽呢?再者,惠亲王绵愉在皇族中辈分虽然很高,被称做“老五太爷”(因为绵愉是嘉庆的第五子,也是咸丰、奕? 的五叔、同治的五爷,故有此称),也曾经在咸丰时期佩戴过奉命大将军印信,可他素来比较恬淡,不参与政治核心层的角逐,更甭说要利用一万两银子拉拢醇亲王奕?去颠覆奕? 了。

  醇亲王奕?确实在后来参与了颠覆奕? 的活动,也是主角之一,但那都是光绪年间的事情了,不可能早在同治初年便形迹如此明显。

  因而,我们说单纯地强调慈禧杀胜保是为了打击奕? 流于片面。

  慈禧杀胜保的真实原因与何桂清一案有雷同的地方,就是也隐含“杀人立威”、“杀人卖好”两层意思在内。

  但是在“杀人卖好”这一层上与何桂清一案又有所区别。

  前者杀何桂清所卖出去的好是送给曾国藩的湘系集团,而这次杀胜保所卖出去的好则是送给僧格林沁、多隆阿、袁甲三多人。

  胜保在统兵期间,自恃狂傲,先后开罪僧格林沁、多隆阿等,特别是与僧格林沁的关系尤为紧张。

  胜保同僧格林沁不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Z压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以后,派遣名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精锐2万多人号称北伐军,兵锋直指北京,咸丰忙命胜保、僧格林沁等前往抵御。

  胜保当时的职务比较显赫,是钦差大臣,赐神雀刀,这柄神雀刀是清朝康熙年间安亲王岳乐佩戴的名刀,咸丰把这把刀赐给胜保,表示对胜保的极大信任,按照圣旨的规定,胜保对副将以下的官员可以先斩后奏。

  清咸丰四年(公元1864年),僧格林沁奉旨与胜保合军一处,但僧格林沁厌恶胜保的为人,借口蠡县以北无险可守,不愿前往同胜保合军,胜保怀恨在心,也借机上奏朝廷,由此二人关系几乎决裂。

  “祺祥政变”后,胜保自恃有功,更不把僧格林沁等人放在眼里,他在安徽绞杀捻军时与督办三省军务的袁甲三闹翻,随后又在绞杀宋景诗过程中同多隆阿互相攻讦。

  僧格林沁是道光的外甥、咸丰、奕? 的表兄弟,更是慈禧、奕? 刻意结纳的蒙古权贵,多隆阿则是清军攻陷安庆的功臣,又是清廷Z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干将,胜保与此二人交恶,令清廷大为恼火。

  清王朝的皇帝是满汉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特别是满蒙联合阵线更是清王朝的立国根本,胜保的骄横已经引起手握重兵的满蒙大将的愤慨,慈禧鉴于曾国藩湘系集团的悄然崛起,对于满蒙名将如僧格林沁、多隆阿等多有培植,就有利用他们抗衡曾国藩系统的含义。

  此时,看到胜保已经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她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杀掉胜保,借以平息僧格林沁等人的怒火。

  另外,胜保喜欢自比年羹尧,时不时发出狂言,令人误以为在热河期间,如果没有胜保的出面,两宫和奕? 很难发动政变,更遑论成功。

  这种传闻到了慈禧的耳朵里,就更需要快杀胜保以消灭流言。

  在讨论胜保的去留问题上,奕? 的初衷是要保的,慈禧见奕? 这种态度也就更加坚定了杀胜保的决心。

  据说胜保在被审理时又与大学士周祖培发生顶撞,“语多放肆”,周祖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况且他还是慈禧拉拢的对象,他对胜保一案的意见某种程度上也给慈禧最后定案起了一点推动作用。

  何桂清、胜保两案的终结使得慈禧的威望得以迅速树立,相反,奕? 在这两起关键大事上的反复犹豫让他失去了主动。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随着清王朝的这一“心腹大患”的消失,慈禧与奕 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初四日,慈禧在召见奕 时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拿出一份奏折对奕 说:“有人参你。

  ”奕 没有恭顺地“请罪”,反而大大咧咧地问道:“这是谁干的?”慈禧说:“蔡寿祺。

  奕 的这种傲慢态度让慈安也坐不住了,奕 甫一退下,两宫立即传召内阁成员,就奕 的狂傲、怠慢进行议处。

  “风起于青萍之末”,奕 对待蔡寿祺弹劾自己的奏折的漫不经心的表态,让慈禧大怒并且决定进一步惩处他。

  可是,事情的内里却远不是这些小事能够表达清楚的。

  有关慈禧、奕 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历来人人言殊、各持一端。

  有一种说法是慈禧需求过盛,奕 主管内务府,对慈禧的供奉有些约束,让慈禧知道后大骂;还有一种说法是太监安德海的挑拨,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一贯喜欢生事,他不见容于奕 ,就转过来挑拨慈禧整治奕 泄愤;更有一种说法是慈禧整肃奕 是为了警告曾国藩等领兵大员时刻保持对朝廷的尊礼、削弱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实权。

  以上这三种说法都不能直接道出慈禧、奕 第一次“斗法”的真相。

  慈禧要收拾奕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安德海区区一个太监所能够挑拨得了的,当然安德海在里面起的坏作用也需要考虑在内。

  但是,如果慈禧不准备动奕 的话,就是十个安德海又能如何?再者,削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集团的势力不但是慈禧的己任,也是奕 的己任,在这点上慈禧与奕 本质上是雷同的,只不过在具体的步骤上或许有些分歧,但应不是彼此走到破裂的主因。

  慈禧之所以决定利用蔡寿祺的弹劾打击奕 其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揽权。

  如果说垂帘之初,慈禧还不能够完全领略政局的风貌的话,如今四年已过,慈禧早已对政坛的大事小情了然于胸,她准备全面把持政务的态度显得跃跃欲试。

  在这一前提下,军林秘史历史长河奕 主导的军机处已经成了慈禧独立问政的绊脚石。

  而且,在此前的何桂清、胜保两案的审决过程中,慈禧已经深刻感到了奕 色厉内荏的本性,加之奕 集团的气候远未形成,假如处理得当,完全可以避免日后的尾大不掉。

  同时,慈禧也可以借整治奕 考察一下自己的政治权威以及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所在。

  在奕 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太多地重视来自慈禧的敌对,他过于迷信执政以来各方对他的吹捧,也有些忽略了慈禧本人的政治手腕以及不择手段的整人方式。

  此次打击奕 ,慈禧师法“祺祥政变”的招数,避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内阁成员,她惯于演戏的手法让内阁成员莫名其妙。

  慈禧在“哭泣”声中道出了杀机:“恭王(奕 )植党擅权,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准备狠狠地处理奕 。

  慈禧还进一步诱导这些平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内阁成员:“你们应该体念先帝(咸丰),不要怕他恭亲王的权势,他的罪状是定下来了,抓紧研究处置办法吧。

  ”慈禧抬出咸丰,目的就是准备给这些大臣打一个“预防针”,暗示奕 早在咸丰朝就是有政治前科的。

  受到召见的大学士周祖培眼看事情要闹大,自己不敢趟这样的浑水,就说:“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

  ”准备把“皮球”踢回去,哪知道慈禧就势抓住周祖培的话柄大发淫威:“两宫乾断?既然两宫乾断,要你们这些做大臣的干什么?将来皇帝长大成人,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周祖培的这个“钉子”碰得不轻,他只好请旨与另外一个大学士倭仁一起这件事。

  冷汗浃背的内阁成员们顶着慈禧的呵斥下到朝房,拿起蔡寿祺的弹劾奏章认真地看了起来。

  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进京,混到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20年的光景才熬到日讲起居注官这一阶。

  所谓“起居注”就是把皇帝的重要活动按照时间排序详细记载下来并装订成册,起居注讲官就是负责给皇帝讲解经书的官员。

  清朝乾隆以后,这个“日讲起居注官”的“日讲”功能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剩下的就是单纯地记载皇帝言行的职能。

  “日讲起居注官”俗称“讲官”,一般都由翰林院的官员兼任,在清朝的官场上有句俗话叫做“不怕言官言,就怕讲官讲”,这句话是说,“言官”即负责纠察官员得失的包括翰、詹、科、道的各级官员,他们臧否某位大臣倒还不怕,怕的就是像日讲起居注官这样的官员张嘴,他们一张嘴,问题就大了。

  这是为什么呢?日讲起居注官虽然职务不是很高,但地位至为关键,关键的核心是他接近皇帝,经常与皇帝见面,而且,他们还有专折奏事的权力,可以单独给皇帝上奏折,可以对在朝的王公大臣品头论足,这才是官僚们最害怕的地方。

  这次弹劾奕 的日常起居注官蔡寿祺说起来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曾经在胜保的手下做过一段事,到得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二月才补上日讲起居注官。

  此人因为官运不佳,总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因为点什么让朝野内外的这些个大佬们关注他,所以,他对慈禧日常的一些举动、言行非常注意,一开始,他上了一个参奏曾国藩等人的奏章,这份奏章其实也是迎合慈禧的意思,因为太平天国已经失败,曾国藩等人坐拥东南,清政F非常不放心,慈禧早就想在这上面做点文章出来。

  蔡寿祺就是看到这一机会所以递上了折子,哪知道慈禧对这个折子不感兴趣,放在那里一放就是10天。

  也亏这位蔡寿祺有着一副揣摩“主子”的眼光,他发觉慈禧真正感兴趣的是对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奕 的动作,这下子,蔡寿祺算是找对了门路,他很快就拟就了这份弹劾奕 的奏折,慈禧一见当然正中下怀,马上成为她炮打奕 的第一发炮弹。

  蔡寿祺给奕 列举了四大罪状,即徇情、贪墨、揽权、骄盈。

  徇情,指责奕 袒护他主管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贪墨,指责奕 纵容手下公开收取“门包”,接受薛焕、刘蓉等人的贿赂等;揽权,指责奕 打击不同派系的官员,特别是对谏官尤其的不客气;骄盈,指责奕 居功自傲、故步自封,眼睛里没有两宫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以皇叔自命、盛气凌人。

  蔡寿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奕 彻底回家休息,另外找人接替他的位置。

  周祖培等人看到蔡寿祺的这份奏折就问蔡寿祺,这上面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列举出来足够的证据,蔡寿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就是他谈到的刘蓉、薛焕贿赂奕 也是风闻的,不过,讲官、言官本来就有“闻风奏事”的职责,况且这份奏折是慈禧有意发下来讨论的,倾向性很明确。

  周祖培这些老于世故的老官僚们当然不敢违拗慈禧的意思,所以,他们就专门上了一个折子,既肯定了慈禧的权威,也顺便给奕 说了两句情,可谓两不得罪。

  周祖培等人的如意算盘还没有打完,慈禧这边已经有了新的举动。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初七,距离奕 与慈禧出现争执的三月初四不过三天的时间,慈禧突然抛出另一发比蔡寿祺的奏折量级还要重的政治炮弹,其目标直逼奕 及其同党。

  慈禧的这份亲手拟定的“上谕”打着同治的旗号,内中错别字连篇,可丝毫不影响其实质的咄咄逼人:“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

  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

  ”我们可以从这篇不长的上谕中看到慈禧初政的政治手腕已经有先声夺人的征候了。

  慈禧把这篇错别字连篇的上谕发交内阁,而且声明不通过军机处,事态明显严重。

  周祖培等人看到这样一个自清朝立国以来都罕见的别字连篇的上谕,哭笑不得,只能照办,唯一改动的就是加了八个字“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说奕 开始执政的时候还是不错的,这也是给奕 开脱,慈禧倒觉得加上这八个字无关宏旨,就决定这么发了下去。

  其实说起蔡寿祺给奕 列举的四大罪状并非空穴来风,也不全是捕风捉影。

  即以“贪墨”来说,奕 府上大收门包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但收门包,奕 还听从老丈人桂良的建议,把门包变成提留款充当王府的正项开支,这已经有把行贿纳入制度化的倾向。

  虽说晚清政坛上除开文祥等少数人仍旧坚持廉洁的操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同流合污甚至大张旗鼓,但奕 作为清廷的主要执政者,用赵烈文的话说那是“身当姬旦之地”(姬旦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周的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封周公,姓姬名旦,故称周公旦,后多以“姬旦”比喻辅政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奕 如果真的要挽救危局,就需要拿出一点执政者的公正无私,就需要给朝野内外做一个表率,可是,奕 非但不这么做,还迁就这种腐败的风气,还不由自主地充当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样的“模范”作用的恶劣影响自然是非常深远的,它给晚清官场的腐烂注射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赵烈文批评奕 “无卓然自立之心”,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说道奕 的“揽权”、“骄盈”、“徇情”也都事实俱在,早在蔡寿祺之前,号称“方正君子”的李棠阶(后任军机大臣)就侧面规劝过奕 ,李棠阶曾经利用给奕 拜寿的机会把《孝经》中的一部分抄录下来给奕 做一个执政的参考,希望奕 能够随时按照古训提醒、鞭策自己。

  李棠阶这个人死后,清政F追谥他为“文清”,这个谥号同乾隆朝的著名大学士刘墉(即民间俗称的“刘罗锅”)相同,说明李棠阶此人还算清正廉洁,《清史稿》评价他是“棠阶尤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意思是讲李棠阶属于能够从大处着眼的能够理论结合实际的一位大臣,应该说李棠阶的这份建议很有远见,可惜,奕 没有重视,赵烈文说奕 “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可谓切中奕 的要害。

  李棠阶的建议是发生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一月,奕 漠视不理,结果,事隔不到半年就出了大事。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奕 如果没有那些受贿的事实,如果听从李棠阶等人的规劝,小心谨慎,是不是可以避免这场绝大的风波呢?答案是否定的。

  就算是奕 能够谨慎地处理自己与时局、朝政的关系、刻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慈禧打击他的行动也不会因此而取消,慈禧打压奕 是她的政治部署中的既定目标,所谓的“贪墨”等一系列罪名虽然不是欲加之罪,但却是十足的借口。

  奕 之后的清政F主要执政者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其贪墨的程度远要比奕 严重得多,可并未见慈禧因此而对他们进行实质性的打击,可见慈禧打压奕 这个企图以及企图下包含的行动是迟早要来的,只不过如果奕 能够早一点注意到自己的毛病并加以修补的话,也许打击行动的时间表会有所错后而已。

  慈禧的上谕发下来以后,王公大臣都震惊不已,可也都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

  只有惇亲王奕讠宗果敢地站了出来,公开反驳慈禧的意见。

  他说:“自古帝王用人行政,都是要秉公处理,恭亲王奕 自从执政以来,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臭名昭著的错误,如果就因为一些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就革去他的爵职、罢去他的执政地位,恐怕中外都要有议论。

  ”奕讠宗说起来对奕 这位老弟也有些意见,奕 自执政以来,位高权重、目无余子,他手下的奴才也“水涨船高”,据野史上记载,奕 的门人曾经有过对奕讠宗不恭敬的地方,还因此被奕讠宗捉弄了一次。

  但是,奕讠宗这个人很有些大局观念,老弟奕 怠慢他,那是小节,如今慈禧凭空根据一些罪名准备将奕 打翻在地,他就不能坐视不管。

  当时,惠亲王绵愉已经病故,皇族中近支亲贵的行辈最尊的就是奕讠宗了,他甫一开口,自然引起慈禧的注意。

  就在奕讠宗上奏的当天,慈禧召见包括文祥在内的一批王公大臣,召见中很说了一些对奕 有利的话,好像给人的感觉是她听从了奕讠宗的建言。

  可是,到了三月初九,慈禧又忽然变卦,而且厉声指责奕讠宗,她说:“当年在热河的时候,就是这位惇亲王奕讠宗公开地讲奕 要Z反,还给肃顺暗中传话说有人要杀他,现在他出尔反尔,又给奕 评功摆好,天底下可有这样反复无常的人吗?你们给我评一评。

  ”慈禧还顺带着把奕 的用人挖苦了一番,她举例说宗室载龄比较无能,可奕 却把他提升到尚书的位置上。

  慈禧之所以幡然变计,就奕讠宗的历史旧账再度提起奕 的问题还是有些来历的。

  奕讠宗作为近支亲贵的“老五太爷”亲自出面给皇太后上疏替奕 辩护,慈禧不好当时就给他钉子碰,所以,军林秘史历史长河假意做出安抚的姿态。

  等与慈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突然出手把奕讠宗在热河时期的表现端了出来,首先封住奕讠宗的嘴、削去他作为调停人的资格。

  这一招果然厉害,奕讠宗败下阵来,王公大臣当中暂时再无人敢于出来替奕 讲话。

  三月初十,慈禧用同治的名义发布上谕,将奕 的兼职如总管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令等一系列差使交给其他的王公亲贵担任,这种悍然不顾的做法让奕 集团成员更加吃惊,他们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寄希望于东陵工程的醇郡王奕的归来。

  奕这时已经加了亲王衔,待遇比照亲王,这还在其次,主要是他的身份不同,他是慈禧的嫡亲妹夫,慈禧上台后对娘家人格外看重,奕自然也受到特别的器重,尤其奕本人在“祺祥政变”中立有大功,是近支亲贵中仅次于奕 的重要角色,而且,在慈禧准备打压奕 的同时,已经有了扶植奕取代奕 的念头。

  三月十三日,奕回来,下车伊始就给奕 说情,他虽然也批评奕 有不检点的地方,但还是力请减免对奕 的处罚。

  奕的态度一亮出来,跟着就有人追随他一起为奕 说情,包括御史孙翼谋、通政使王拯等。

  这次,慈禧很给奕的面子,把奕连同王拯等人的奏章发交讨论,接替奕 管理宗人府的肃亲王华丰也赞同奕的意见,此后还有大臣上疏提及奕 洋务深得外国人的信任,如果这时候废黜奕 ,外国人要是有了意见该怎么应对?这是“挟洋自大”的一个侧面。

  总之,朝野内外有了一股暗流,其核心就是希望最高当局能给奕 一个机会。

  慈禧现在考虑的不是给不给奕 一个机会的问题,而是考虑在初步达到一逞淫威的目的之后,如何把这份厚重的政治人情交出去的问题。

  首先,这次打压奕 不过是借题发挥、整治奕 ,将其权势加以压制,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把他,要全面奕 ,此时的慈禧还不具备这样的威权,从时下的情况看,这一初衷基本达到,包括奕讠宗、奕等人在内,说情归说情,可都承认奕 有错误,这在慈禧就足够了,总算“师出有名”;其次,处理奕 既要做到树立权威的目的,也要达到扶植新人的目标。

  这里所说的“新人”就是醇郡王奕,慈禧把人情卖给奕而非奕讠宗,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让王公大臣包括奕 本人都认识到这位“七王爷”是有很大的面子的;第三,照顾各方情绪,主要是照顾曾国藩集团的情绪。

  曾国藩在得知蔡寿祺参劾奕 的消息之后非常震恐,而湘系集团的另一大将彭玉麟就暗骂蔡寿祺是“小人”,“何物蔡寿祺、丧心狂吠”,把蔡寿祺的行为看做是“疯狗乱咬人”。

  蔡寿祺固然是小人,可曾国藩及其骨干也不是什么君子,他们大骂蔡寿祺当然不是为了国家社稷,而是因为蔡寿祺素来喜欢给湘系集团“下药”,此次弹劾奕 还专门牵连到曾国藩的密友刘蓉,湘系集团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政策让他们站到了奕 的这一边。

  另外,曾国藩等人还担忧奕 遭致贬黜是不是“卸磨杀驴”的信号?是不是朝廷对湘淮集团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慈禧要尽快安抚他们,使得他们不至于产生意外的想法。

  至于外国人对于奕 这件事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可所占比例有限。

  三月十六日,上谕颁布:“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

  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

  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既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不得不严。

  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

  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王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

  ”这份体现慈禧意志的上谕既谴责了奕 的错误,也表达了慈禧的所谓“宽容”,同时还就此削去奕 的“议政王”的头衔,失去了辅政资格。

  ”别具深意,本来奕 去同两宫皇太后见面悔过的情景没有必要如此详细在上谕中说出来,可慈禧偏偏这么做,目的就是羞辱、搞臭奕 ,让朝野内外都知道“圣母皇太后”的威仪。

  在这次对付奕 的过程中,慈禧当然站在台前指挥一切,可在帘幕之后的慈安也没有自甘寂寞,慈禧用两宫利害同途的手段打动了慈安,使得慈安始终保持与慈禧的一致,虽说慈安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傀儡,可她毕竟是清王朝名义上的一把手,有了她的坚定支持,慈禧才得以放开手脚整治奕 。

  奕 虽然重又领班军机处,但“两宫垂帘、亲王秉政”的局面以及由慈安、慈禧、奕 组成的政治三驾马车的制度也由此大加变异,慈禧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新的。

  奕 遭此重创,对慈禧的手段大为领教,从此低眉顺眼、敛容自律,不敢稍越雷池半步,连女儿固伦公主的荣誉也尽可能地予以推辞。

  慈禧当然也满意自己对奕 的教训,满意之余也假戏真做地时而附加一些廉价的赞赏,还“特命”起居注不要记载她亲笔书写上谕谴责奕 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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